生平简介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，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，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。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，8岁时已熟知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诸书。后博览典籍，学识日进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（391年），裴松之任殿中将军，时年20岁。晋安帝隆安二年（398年），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。兵败，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。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。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，迟迟不肯动身。不久，军阀火并，庾楷死于桓玄之手。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。 义熙初，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，后升调回朝廷，改任尚书祠部郎。 义熙十二年（416年），太尉刘裕（即宋武帝）率军北伐。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。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，赞他有“庙廊之才”，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。晋军占洛阳后，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。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。 南朝宋代晋以后，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、国子博士、冗从仆射等职。元嘉三年（426年），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。裴松之被派往湘州。自湘州归来，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，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。不久，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、司冀二州大中正，并赐爵西乡侯。晚年，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南琅邪太守。元嘉十四年（437年），裴松之65岁，致仕。不久，又拜中散大夫、领国子博士，最后进位太中大夫。元嘉二十八年（451年），因病去世，终年80岁。 裴松之的著作，除了著名的《三国志注》外，还有《晋纪》。另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还有《裴氏家传》四卷、《集注丧服经传》一卷、《裴松之集》十三卷。此外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五四，又讲他还写过《宋元嘉起居注》六十卷。 主要著述 裴松之在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、国子博士等。入宋后任中书侍郎。宋文帝以陈寿所著《三国志》记事过简，命他为之作补注。他在《上三国志注表》中说，“臣前被诏，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《三国志》。寿书铨叙可观，事多审正。诚游览之苑囿，近世之嘉史。然失在于略，时有所脱漏。臣奉旨寻详，务在周悉。上搜旧闻，傍摭遗逸。按三国虽历年不远，而事关汉、晋。首尾所涉，出入百载。注记纷错，每多舛互。其寿所不载，事宜存录者，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。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，或出事本异，疑不能判，并皆抄内以备异闻。若乃纰缪显然，言不附理，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。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，颇以愚意有所论辩。”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,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。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，他都收录进来，以备参考。对于史事和人物，裴注有所评论；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，裴注也加以批评。裴注搜罗广博，引书首尾完整，不加剪裁割裂。为了注释《三国志》，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，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，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。据沈家本统计，注中引书“经部廿二家，史部一百四十二家，子部廿三家，集部廿三家，凡二百十家。”由此许多《三国志》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。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《汉书》，考究训诂，引证故实。盖欲……为之而未竟，又惜所已成，不欲删弃，故或详或略，或有或无，亦颇为例不纯。”侯康说：“至于笺注名物，训释文义，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，盖非其宗旨所存。”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。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谬误之处，凡治三国史学者都熟知，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《三国志》的补充，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，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。 为其他书籍的补注 针对当时史书“疏略寡要”、“时有脱漏”的问题，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，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。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，陈寿仅在《武帝纪》和《任峻传》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，仅仅说明了“军国之饶，起于枣祗而成于峻”。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，推行中有何艰辛，推行后有何成效，陈寿则未作评叙。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，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，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，裴氏显然高一筹。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，反映了蜀汉以“攻心为上”的和戎政策，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，陈寿一笔带过，而斐氏补充200多字，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。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，陈寿仅以23字记之。裴氏引何邵《王弼传》补其生平与学说，引孙盛《魏氏春秋》反映时人的评断，引《博物志》介绍家世，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，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。马钧其人其事，在《方技传》中了无涉及。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，有关指南车、翻车、连弩、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，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，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。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，如曹操的《明志令》、《举贤无拘品行令》、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，李密的《陈情表》等，亦由裴注得以传世。 备异与惩妄 所谓备异与惩妄，是针对同说一事，而各载却“辞有乖杂，或出事本异，疑不能判”之情况而言的。“并皆抄内、以备异闻”为备异，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“随违矫正”工作，为惩妄。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。如刘备三顾茅一事，《诸葛亮传》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，但魏人鱼豢《魏略》和西晋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所记则不同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。裴氏将两载均抄录于注中，可为备异；又对其说加以辨析，引《出师表》所说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猬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”一段，说明“非亮先诣备”这一结论，可谓惩妄。这种备异，惩妄，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，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。如在《魏书·文昭甄皇后传注》中，录有王沉《魏书》褒美甄后的记载，与寿书截然不同。裴氏依据《春秋》之义，认定《魏书》“崇饰虚文”，并说“推此而言，其称卞、甄诸后言行之善，皆难以实论”，从而断定“陈氏删落，良有以也”。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，亦作明确判断。如《吴书·楼玄传注》引虞博《江表传》所载楼玄事，裴氏径直判断为“《江表传》所言，于理为长”。《吴书·诸葛恪传注》引胡冲《吴历》所载，裴氏判断为“《吴历》为长”。 这种评断，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。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，评史事者随处可见，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，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，故略而不论，评论史书，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，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。裴氏对《三国志》一书的评论，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，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，是较为全面的；对同期其他史书，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，概括来看，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、叙事描写两个方面。 主要学术观点 我国史书体例自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后，编年、纪传两体渐趋成熟，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，但其体式已较固定，无需多言了。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，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。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，专传、合传较好掌握，而类传如何划分，则颇不一致。裴氏主张取“事类相从”的原则，他说：“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，以事类相从。张子房青云之士，诚非陈平之伦。然汉之谋臣，良、平而已。若不共列，则余无所附，故前史合之，盖其宜也。”肯定了司马迁首创“事类相从”的合理性，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，有失体例。如贾诩之俦，实属“算无遗略、经权达变”的奇士，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、郭嘉等人的类传中，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（荀彧荀攸）之列，裴氏以之“失其类”，“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？其照虽均，质则异焉”，本质的异同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。其次，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。如鱼豢《魏略·勇侠传》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，是依据“其人接魏，事义相类”的原则处理的。对此，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，那么，裴氏提出“事义相类”的原则，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。由实践升华为理论，再指实践，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。 在叙事描写上，强调通顺合理，反对“语之不通”。注意容貌状写，如对荀彧之外貌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，特引《典略》、《平原祢稀传》补充之，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，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，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，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，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