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婴，燕人也。孝文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。婴推诗人之意，而作内、外《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、鲁间殊，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燕、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亦以《易》授人，推《易》意而为之传。燕、赵间好《诗》，故其《易》微，唯韩氏自传之。武帝时，婴尝与董仲舒论於上前，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难也。後其孙商为博士。孝宣时，涿郡韩生其後也，以《易》征，待诏殿中，曰：“所受《易》即先太傅所传也。尝受《韩诗》，不如韩氏《易》深，太傅故专传之。”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《易》於孟喜，见涿韩生说《易》而好之，即更从受焉嘒 ——摘自“国学宝典”《汉书》-卷八十八·儒林传第五十八/百衲本 西汉燕（今属河北）人。文帝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王刘舜太傅。武帝时，与董仲舒辩论，不为所屈。治《诗》兼治《易》，西汉“韩诗学”的创始人，其诗语与齐、鲁大不相同，他推测《诗》之意，杂引《春秋》或古事，与经义不相比附，与周秦诸子相出入，皆引《诗》以证事，而非引事以明《诗》。燕、赵言《诗》皆本于韩婴。赵子、淮南贲生即其高徒。赵子传蔡谊，三传形成韩诗的王学，食子学和长孙学，学徒甚多。后人认为他的《诗》学不如《易》学精深，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《易》于孟喜，见韩《易》两好之，更从受之。 韩婴生活的年代,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。当时,由于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、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。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,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、言论自由。起初,黄老之术受到重视,得以流行。后来,儒家逐渐活跃起来,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,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,大力宣扬,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,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。所以,在汉初的博士宫中,有很大一批是儒生,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。他曾仕西权的文、景、武三朝。文帝时为博士,在社会上很有名望,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。汉景帝明,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,故世人又称他为“韩太傅”。汉武帝时,几次召举贤良方正,策问古今治世之道。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。史称“其人精悍,处事分明,仲舒不能难也。”(《汉书·韩婴传》) 韩婴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，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，但又尊信孟子，以“法先王”代替“法后王”，以“人性善”代替“人性恶”。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。他吸收周秦观点，并加以改造和更新，认为“福生于无为，而患生于多欲”。统治者必须节制，“轻谣薄赋”，“使民以时”，避免战争；以“谦德”为立身行事的准则，即“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，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，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，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，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，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”。大足以治天下，中足以安国家，近足以守其身”。为了维护大一统，他主张忠高于一切，孝从属于忠，若忠孝必舍其一，则宁做忠臣，不为孝子。臣下对君主要“以道覆君而化之”，“以德调君而辅之”。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，他认为比干“杀身以彰君之恶，不忠也”。伍子胥“以谏非君而恶之”，是“下忠”。因而反对廉洁直方，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，叔齐、卞随、介子推、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，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，进不隐贤，必由其道，厄穷而不悯，遗佚而不怨”，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，能上能下，不悯不怨。不耻污君，不辞小官，百依百顺的顺民。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“贵民”的思想。认为“百姓与之则安，辅之则强，非之则危，倍之则亡”。统治者要“以百姓为天”，要想治理天下，必须“养民”。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，应节俭，“用不靡时，养不害生”，以达到“天下和平，国家安宁”，为此，必须“教民”。以为“愚民百万，不为有民”。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，提出“国之命在礼”的主张，认为“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不成，王公由之所以-天下也，不由之，所以陨社稷也”。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，继承和发扬荀子“礼起于欲”，“养人之欲，给入之求”的主张，提出“因情从欲”的观点，认为“人的六情，目欲视好色，耳欲听宫商，鼻欲嗅芳香，口欲嗜甘旨，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，衣欲被文绣而轻暖，此六者，民之六情也。失之则乱，从之则穆，故圣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，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，义简而备，礼易而法，去情不远，故民之从命也速”。否定孔子“礼不下庶人”的观点，主张对百姓“教御以礼义”，认为“百礼洽则百意遂，百意遂则阴阳调，阴阳调则寒暑均，寒暑均则三光清，三光清则风雨时。风雨时则群生宁，如是雨天道得矣”。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,是他对《诗经》进行注释。“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”。从而,自创“韩诗”一家,与辕固的“齐诗”,申培的“鲁诗”被后人并称为“三家诗” ,同属今文诗学。乾隆《任邱县志》有清朝东阳县令庞玺(任邱人) 写得“韩婴墓”一诗: “汉朝诗学互争雄,齐鲁同时擅大名,海内近崇朱氏学，更无解人说韩婴。”概括了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儒称列传》中对韩婴注释,传授《诗经》的责献也有很高评价,指出,自汉武帝之后, “言诗于鲁则申培公,于齐则辕固生,于燕则韩太傅”。 韩婴所注《韩特》,多引古事古语,虽然每条都征引《诗经》原句,但主要不是对这些句子进行字面上的解释,而是用以与古事相印证,从更深、更广的角度宣扬儒家思想。这一点,与“齐诗”、“鲁诗”有很大不同。 《韩诗》在西汉时期流传较广。汉帝曾下诏书专门征求能传授《韩诗》的人。当时有不少人以传授《韩诗》而做官。韩婴注释、传授《韩诗》写了很多著作。据《汉书》“艺文志”记载，有《韩诗内传》四卷，《韩诗外传》六卷，《韩政》十六卷，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可惜这些作品到魏晋之时大都失传，只有《韩诗外传》留世。后来，随着韩婴著作的亡佚，《韩诗》也失传了。到清代，赵怀玉收集《韩诗内传》佚文，附于《韩诗外传》之后。陈乔枞也辑有《韩诗遗说考》。这些都成为今天研究汉代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。 韩婴不仅在注释、传授《诗经》、首创《韩诗》方面有重要贡献，而且对《易经》也很有研究。做过很多注释，著有《周易传韩式二篇》。因当时燕、赵一带盛传《诗经》，所以，对韩婴所著《易经》学者甚少，只是传给本家子弟。其孙韩尚曾随韩婴学“诗”、“易”，但他“诗”不及“易”。于是韩婴专门教他《易经》，后被朝廷任为博士，专门讲、注《易经》。汉宣帝时，研究《易经》有名的涿郡韩生，就是韩婴的后代。韩式“易”传，有其独到之处，并受到时人的欢迎。遗憾的是，韩婴的饿“易经”著作由于战乱也未能保存使之流传后世。但是做为一代著名学者，他的历史作用是不会因此而磨灭的。